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慶陽地方組織的建立

　　第一節(jié) 中共鄰寧支部委員會

　　一、大革命失敗后的慶陽社會狀況

　　國民軍統(tǒng)一甘肅后，1927年，蔣介石發(fā)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，在南京建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國民政府。7月，汪精衛(wèi)集團發(fā)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，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，大革命宣告失敗。1931年，陜軍楊虎城派孫蔚如率軍進軍甘肅，慶陽各縣遂被陜軍占領。1932年，蔣介石又命其親信朱紹良為甘肅省主席，甘肅落入蔣系軍閥之手。1934年，蔣軍嫡系六十一師三六一團進駐西峰。自此，蔣介石的勢力控制了慶陽。

　　在全國軍閥混戰(zhàn)愈演愈烈之際，隴東地區(qū)也是大小各派軍閥武裝此去彼來，戰(zhàn)火連年。先后有甘肅地方勢力黃得貴部，馮玉祥軍孫連仲部，陜軍孫蔚如、楊子恒部，還有固原楊萬青、畢梅軒等多股軍閥武裝駐擾慶陽，擴充勢力，爭奪地盤。同時，譚世麟、陳畦璋等地方武裝也乘亂崛起，燒殺搶掠，殘害無辜。1928年冬，趙文華、陳畦璋在子午嶺聚眾百余人，號稱“甘肅義勇軍混成團”，打家劫舍。次年2月，趙、陳率部擊敗前來進剿的寧縣警隊，于4月趁勢南進寧縣東原，部眾發(fā)展到萬人，又在慶陽驛馬關擊潰隴東民團譚世麟部，迫使譚退守西峰鎮(zhèn)。此后，趙、陳部先后攻破正寧、寧縣、合水、鎮(zhèn)原縣城，11月，移駐寧縣早勝鎮(zhèn)，招兵買馬，擴充勢力，慶陽大部分地區(qū)被陳硅璋控制。在圍攻合水縣城時，首領趙文華身亡，陳畦璋即統(tǒng)其眾，整編為“混成旅”，自任旅長。1930年，陳畦璋接受馮玉祥收編，4月，率部駐西峰鎮(zhèn)。此后，又攻占平涼，率部移駐平涼。1931年6月，陳璉璋投靠蔣介石，任“甘肅討逆軍第三路司令”。至此，慶陽、平涼為陳璉璋獨占。1932年2月，陳硅璋被孫蔚如、楊子恒殺于蘭州，這股隴東地方軍閥勢力遂被瓦解。此后，隴東各地土匪迭起，有大小數十股，到處殺人放火，敲詐勒索，殘害百姓，肆虐鄉(xiāng)里。土豪劣紳紛紛建立地方武裝，對人民橫征暴斂，巧取豪奪。兵匪交加的慶陽大地，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。

　　1928年至1929年，甘肅發(fā)生嚴重旱災，慶陽、鎮(zhèn)原、寧縣，環(huán)縣、合水、正寧等縣均屬重災區(qū)。這次大旱給慶陽各縣農業(yè)生產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。合水“旱已10個月，夏禾未收，秋禾未種”。環(huán)縣從1928年5月到1929年4月旱災持續(xù)1年，糧食絕收。華池縣從1928年3月至1929年4月未曾落雨。鎮(zhèn)原“人夏以來，驕陽肆虐，田禾干枯，秋后又未落雨，全無收成”。這次旱災范圍廣，災情嚴重，1929年春天糧價瘋漲，饑民四處逃荒，人口、牲畜死亡嚴重。南京政府內政部視察甘肅災情后，在報告中稱：“甘肅有災民二百四十余萬人，隴東地區(qū)‘迭遭兵匪，廬舍蕩然，釜罄如洗。草根樹皮，挖掘殆盡。死亡之余，或臥疾不起，或赤身無衣，此種奇災，歷所未有’，面粉每百斤漲至銀幣二十五元?！边@次大旱災中，慶陽地區(qū)死亡人數不計其數，區(qū)內田廬荒蕪，村落焚毀，甚至發(fā)生人吃人的現象。西峰街頭巷尾，到處擠滿了乞討的災民，每日死亡幾十人，在南門外挖了一個萬人坑掩埋尸體，來不及掩埋的，野狗爭食，慘不忍睹。流行于慶陽的諺語“人吃人、狗吃狗，鴉雀老鴰啃石頭”，是農民悲慘生活的真實寫照。

　　嚴重旱災、連年戰(zhàn)亂以及封建官僚和軍閥的任意攤派、敲詐勒索，慶陽經濟社會遭到空前破壞，農民生活極端困難。“民遭饑饉，而官府不恤民情，索糧逼款，饑民走投無路，紛紛起來反抗?！睔埧岷诎档纳鐣F實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慶陽人民起來推翻反動統(tǒng)治準備了條件。

　　二、中共邰寧支部委員會的成立

　　1927年7月，中共陜西省委成立，領導西北地區(qū)黨的工作。8月，在中國革命處于嚴重危機的情況下，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，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，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，開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農村。是月，根據陜西省委指示，王孝錫與胡廷珍從西安回到甘肅寧縣太昌鎮(zhèn)，與共產黨員王彥圣、王之經、任鼎昌等人會合，共同研究行動方針，決定胡廷珍回家鄉(xiāng)導河開展武裝斗爭，王孝錫等在寧縣一帶發(fā)展黨員，建立黨的組織，進行武裝斗爭。王孝錫等人在寧縣太昌鎮(zhèn)重新整頓了青年社，吸收了一批進步青年，壯大青年社。為了提高青年社成員對黨的認識，王孝錫組織大家學習《馬克思主義淺說》《共產黨宣言》等，并領導青年社開展反對當地反動統(tǒng)治的斗爭。

　　隨著革命斗爭的深入，在慶陽建立黨組織的條件成熟了。1927年秋，中國共產黨鄶(陜西彬縣)寧(甘肅寧縣)支部委員會(以下簡稱“中共鄶寧支部”)成立，王孝錫任支部書記，王彥圣任組織委員，任鼎昌任宣傳委員(后被派往平涼)，王之經任青年委員。中共鄰寧支部是中國共產黨在甘肅建立的第一個農村基層黨組織。其主要任務是：執(zhí)行黨的方針、政策和決定;在中共陜西省委的領導下，宣傳革命，發(fā)動工農群眾，建立廣泛的革命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，推動反帝反封建斗爭的蓬勃發(fā)展;秘密發(fā)展共產黨員，壯大黨的組織。

　　中共鄶寧支部的成立，是慶陽近現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從此，慶陽人民在黨的領導下，開始了有組織的革命活動，慶陽的反帝反封建斗爭進入了新階段，它使災難深重的慶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。

　　中共鄰寧支部是在中共陜西省委的領導下，根據慶陽革命形勢的發(fā)展需要，嚴格按照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黨的地方組織的指示建立起來的。中共鄰寧支部一成立，就根據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行動綱領，結合慶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的實際，確定了主要任務和行動方針，成為慶陽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堅強的組織者和強有力的領導者。

　　中共鄶寧支部從它成立的那天起，就組織動員慶陽廣大工農群眾和各階層進步力量，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，為自身的解放而努力奮斗。作為一切受壓迫、受剝削階級利益的代表者，它注重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，深人群眾，傾聽群眾的呼聲，了解群眾的疾苦，向群眾闡明反帝反封建斗爭的目的和意義，使人民群眾在覺醒的基礎上自覺地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之中，促使慶陽革命力量不斷壯大。

　　中共邰寧支部的成立大大推動了慶陽人民革命斗爭前進的步伐。中國共產黨慶陽地方組織的成立，不僅揭開了慶陽人民革命斗爭歷史新的一頁，也如星星之火，照亮了慶陽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(tǒng)治、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路，加快了慶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進程。

　　三、“逐楊驅索”斗爭的勝利

　　中共鄰寧支部成立后，以寧縣為工作中心，向彬縣等周邊地區(qū)發(fā)展。在發(fā)展黨組織力量的同時，王孝錫又恢復和發(fā)展了早在1925年暑假時就在家鄉(xiāng)建立起來的青年社，以讀書會為掩護，以太昌鎮(zhèn)為中心，組織進步青年學習《共產黨宣言》《馬克思主義淺說》《列寧主義淺說》和政治經濟學、社會發(fā)展史等革命理論，并結合實際進行討論，宣傳馬克思主義，還教青年學唱《打倒列強》等革命歌曲，使廣大青年的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高。

　　在鄰寧支部的領導下，寧縣太昌鎮(zhèn)的學生首先組建起學生會，附近各鎮(zhèn)學校學生會也相繼成立。在此基礎上，王孝錫將和盛、焦村、新莊等地學校聯合起來成立了學生聯合會，組織學生利用集日上街演說，宣傳革命，領導學生開展反帝反封建活動。當時，寧縣農村一帶經常有外國傳教士以宗教為幌子，進行蠱惑麻痹人民思想的宣傳。王孝錫組織學生當面和他們辯論，揭穿他們的文化侵略行徑。太昌小學校長楊蕃昌頑固守舊，反對進行革命活動。王孝錫鼓動學生掀起“逐楊運動”，提出“打倒爛臟校長楊蕃昌”的口號，揭露楊蕃昌的貪污丑行，終于把楊蕃昌趕下臺，由青年社成員趙靈洲擔任校長。寧縣縣長索呈祥是一個貪官污吏，他在寧縣任縣長期間，貪贓枉法，向農民任意攤派捐稅、糧款，農民不堪重負。為了給老百姓除害，進一步發(fā)動群眾開展斗爭，鄶寧支部提出抗糧、抗款、抗捐和驅逐索呈祥的口號。王孝錫等組織進步青年及學生，深入開展社會調查，歸納了索呈祥罪狀24條，并以“寧縣紳民聯合會”的名義，寫信向甘肅省政府告狀。平涼鎮(zhèn)守使陳毓耀企圖采取高壓手段平息此事，追查寫信人，更加激起了寧縣各界人士和人民群眾的義憤，在王孝錫領導的人民群眾的堅決斗爭下，迫使當局撤去索呈祥的職務，追回贓款充作教育經費。

　　“逐楊驅索”斗爭是中共鄶寧支部成立后組織開展的較大規(guī)模和聲勢的反抗黑暗統(tǒng)治的斗爭，不僅推動了慶陽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的發(fā)展，而且使剛剛成立的慶陽地方黨組織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受到了鍛煉。

　　第二節(jié) 中共太昌臨時區(qū)委員會

　　一、王孝錫參與發(fā)動旬邑起義

　　1928年3月，中共中央作出的《陜西工作決議》指出，實行工農武裝暴動，建立蘇維埃政權，是陜西革命發(fā)展的前途。要求陜西省委就此工作作出安排。5月，中共陜西黨組織在旬邑發(fā)動武裝起義。旬邑地處陜西、甘肅交界，國民黨反動勢力比較薄弱。這里緊靠子午嶺林區(qū)，地形復雜有利于開展游擊戰(zhàn)爭。這里的貧苦農民與統(tǒng)治階級矛盾日益激化，經常組織“紅槍會”搗官府、殺豪紳，與地主土豪斗爭。早在1927年10月，中共陜西省委就派呂佑乾在淳化、旬邑一帶開展社會調查，隨后又派徐經霖(徐銘勛)、呂鳳岐、王浪波、蒲允升等到旬邑與王孝錫、許才升秘密聯系，發(fā)動群眾，組織力量，共同策劃武裝起義。許才升是當時旬邑高等小學校長，西安中山學院農民班畢業(yè)，早期共產黨員，又是旬邑人，熟悉旬邑的各種情況。呂鳳岐是旬邑高等小學教員，共產黨員。

　　遵照中共陜西省委指示，旬邑地下黨研究決定，待時機成熟，立即舉行武裝起義。5月7日，潛伏在旬邑縣城內的起義隊伍，先繳了警察局及守城警察的槍支，城外由農民組織起來的“紅槍會”會員手持大刀、長矛、土槍越城而人，起義隊伍很快攻占了旬邑縣城，活捉旬邑縣縣長李克選和公安局長、糧秣委員及土豪劣神等7人，當日公判并予以處決。同時成立了旬邑縣臨時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二路軍。王孝錫擔任旬邑縣臨時蘇維埃政府委員。為了擴大起義影響，王孝錫提前離開旬邑縣城，前往彬縣百子溝煤礦，發(fā)展黨的組織，發(fā)動工人暴動，配合旬邑起義。旬邑起義驚動了國民黨當局，他們一面派旬邑民團圍攻起義隊伍，一面分化瓦解起義隊伍。5月30日，在敵人瘋狂反撲下，旬邑起義失敗。起義領導人許才升、呂佑乾等7人被活埋。王孝錫因在百子溝煤礦幸免于難，王彥圣也受到追捕，他們先后化裝離開旬邑，返回寧縣太昌鎮(zhèn)。

　　旬邑起義，是繼清澗起義之后西北又一次聲勢較大的農民武裝斗爭。起義雖然失敗，但它為黨在陜甘邊區(qū)開展武裝斗爭提供了寶貴經驗。旬邑起義的失敗，并沒有使王孝錫等共產黨人灰心，而是從旬邑起義中看到了農村蘊藏著巨大的革命力量，決心繼續(xù)在寧縣、長武、彬縣一帶開展革命活動，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到底，為廣大工農群眾謀求解放。

　　二、中共太昌臨時區(qū)委員會的成立

　　旬邑起義的經驗和教訓，證明了開展武裝斗爭的重要性。回到寧縣的王孝錫決定擴大黨組織，組建革命武裝，繼續(xù)開展武裝斗爭。經過中共陜西省委批準，中共太昌臨時區(qū)委員會隨之建立，下設寧縣、涇河川、長武3個支部，8個黨小組，共有黨員29名，隸屬中共陜西省委。太昌臨時區(qū)委以太昌小學為活動據點，在寧縣和陜西的彬縣、旬邑、長武一帶開展革命活動。為加強大革命失敗后黨員的思想教育，王孝錫根據各支部黨員的思想狀況，制定出教育計劃，提出青年社的任務是“宣傳組織工農群眾，進行武裝暴動，奪取政權”，組織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，提高社會階級覺悟。在此基礎上，發(fā)展黨員，使黨的隊伍不斷壯大。1928年，王孝錫在向上級黨組織的匯報中，對太昌臨時區(qū)委建立的情況進行了詳細說明。

　　中共太昌臨時區(qū)委成立后，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慶陽組建擴大黨組織、發(fā)展黨員，不斷壯大黨的隊伍，開展革命斗爭堅強的領導核心，使黨在慶陽的領導力量得到有力加強。

　　三、王孝錫在陜甘邊界的社會調查

　　為了進一步了解農村社會狀況，把更多的群眾組織和動員起來，把革命斗爭推向更大更廣的范圍，1927年夏，王孝錫以行醫(yī)為掩護在寧縣、長武、涇川、正寧、慶陽、合水、鎮(zhèn)原等縣開展社會調查，寫出了《農村階級分析》一文。內容包括農村社會各階級和農民生活的狀況。王孝錫在對農村社會各階級的狀況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后認為：地主，“其經濟在這個社會上是占著最高地位，與紳士立于同等的地位，壓迫貧農”;自耕農(中農)“可以自耕而食，自織而衣，在經濟上的外交很少，常取各掃門前雪的獨立保守主義”，對于政治漠不關心，對于社會問題很難注意得到。半耕農(貧農)的“土地很少，常有食糧不足之慮，不得不乞求于地主的土地，常受地主的剝削，他們的經濟是常不足的，不保險的”，所以，貧農是“有革命本質的”。佃農是農村社會中最沒有地位的群體，是“社會上具有革命特質”的人。農村中的雇工“是資本主義社會之工人也，他們無家庭可言，無幸福、娛樂之可言，只有出賣勞動力于人，維持其不死，社會上最痛苦難堪的，莫過于這一等人”。

　　通過調查分析，王孝錫認識到地主、豪紳是革命的敵人，自耕農、半耕農、佃農和雇工是革命的力量，從而分清了敵我，增強了革命的信心。他堅信即使在革命處于低潮時期，在共產黨領導下，認清敵友，堅持斗爭，革命就一定會取得最后勝利。

　　王孝錫通過深入調查和認真分析中國農村各階層的經濟狀況、政治地位以及對待革命的態(tài)度后，1927年10月，寫出了《解決中國問題的草案》。他在《解決中國問題的草案》里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的15條辦法，主要包括：一切地主之土地，無代價的沒收，一切私有土地完全歸組成蘇維埃政府的勞動貧民所公有，實現“耕者有其田”;寺院教會的土地，皇族、族官公產的土地、祠田族產的土地、官荒、沙田、湖田等土地，“一律歸農民代表會議支配”;農民代表會議(蘇維埃)是鄉(xiāng)村中的革命機關，一切森林、礦產完全歸蘇維埃國家所有;一切豪紳、反革命的財產完全沒收，廢除一切苛捐雜稅;改良農業(yè)，興修水利，贊助農民的合作社運動，鼓勵發(fā)展工業(yè);頒布保護雇農、苦力的法律，保證無產而失去工作能力的人(寡、老、病、廢)的生活等。

　　王孝錫在寧縣等地農村開展社會調查后所形成的《農村階級分析》一文，從陜甘農村各階級、各階層的特征出發(fā)，深入淺出地分析了他們的階級本質特征，回答了“誰是我們的朋友，誰是我們的敵人”的問題，深刻指出廣大農村中的自耕農、半自耕農、佃戶和雇工是“社會上具有革命特質”的人，是黨在農村開展革命武裝斗爭的主要力量，解決了中國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。隨后起草的《解決中國問題的草案》，提出了土地革命時期解決農村問題和土地問題的辦法。這兩份調查報告和毛澤東當時在湖南湘潭地區(qū)開展的農村調查后所形成的《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》有很多共同之處。為黨在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和革命武裝斗爭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借鑒。

　　四、中共太昌臨時區(qū)委遭敵破壞

　　1928年，甘肅的寧縣、涇川、慶陽、合水、鎮(zhèn)原、正寧一帶大旱，小麥減產過半，秋收無望，地主豪紳乘機囤糧，人心恐慌，迫使成群饑餓的農民自發(fā)拿起土制刀槍向地主搶糧。寧縣南區(qū)農民王瑞珊、傅明玉、邵三綱組織的三支農民武裝聲勢頗大，令地主豪紳和反動當局十分惶恐。王孝錫為建立革命武裝，決定將這三支農民武裝聯合起來，統(tǒng)一組織領導，同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豪紳作斗爭。經過王孝錫多次說服和爭取，三支農民武裝終于聯合起來，王瑞珊任總指揮，共有1000多人，分駐寧縣早勝、石鼓鄉(xiāng)和正寧山河鎮(zhèn)一帶。6月，王孝錫和王瑞珊商議攻打寧縣縣城。由于反動當局的挑撥離間和分化瓦解，傅明玉出走，邵三綱被殺，王瑞珊被捕犧牲，王孝錫組織農民革命武裝的計劃未能實現。

　　黨組織在寧縣一帶的活動，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極大不安。11月，劉郁芬部軍法處軍官楊天樞攜帶密令來到寧縣，與寧縣縣長密議逮捕王孝錫。26日，楊天樞利用和王孝錫是同學、舊友的關系，趁王孝錫不備將其逮捕。王孝錫被捕后被押送至蘭州。在獄中，國民黨軍警多次對王孝錫嚴刑審訊，企圖從他口中得到共產黨的機密，但王孝錫始終堅貞不屈。對于王孝錫在獄中的表現，國民黨甘肅當局向其中央執(zhí)行委員會匯報說：“近在寧縣捕獲在甘共匪首領一名……絕無悔改之心”。12月30日，王孝錫被國民黨反動當局殺害于蘭州安定門外蕭家坪城隍廟(今西北民大西側山坡上)。行刑時，王孝錫高呼“中國共產黨萬歲!”“共產主義精神不死!”等口號，慷慨就義，年僅25歲。王孝錫犧牲后，中共鄶寧支部和太昌臨時區(qū)委遭到破壞，黨在慶陽的革命活動暫時處于低潮。

　　五、王孝錫的革命詩歌

　　王孝錫作為甘肅共產黨組織的創(chuàng)建人之一，他對于革命視死如歸的精神，為無數前赴后繼的革命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，成為黨最寶貴的精神財富。王孝錫創(chuàng)作的大量革命詩歌，成為他短暫革命生涯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，是他遠大革命理想和堅強革命意志的真實寫照，是中國革命文學寶庫中燦爛珍貴的一頁，永遠激勵著革命后人。

　　王孝錫上學時，就開始革命詩文創(chuàng)作，抒發(fā)豪情壯志。其在《秋風歌》中寫道：“志在振去從戎”，表現了他救國救民的偉大志向。1921年4月，王孝錫在平涼中學先后撰寫了《自強不息》《慎終于始》《陷之死地而后生，置之亡地而后存》《約友人赴東南各省參觀教育書》《新舊文學評議》等文章，引起了很大反響。1924年，王孝錫在西北大學讀書期間，閱讀了許多進步刊物，憂國憂民思想更甚，寫下了《犧牲者的悲哀》與《籠中的白燕》，均有獨到精辟的見解。

　　王孝錫加入中國共產黨后，深受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影響，詩文發(fā)生了質的飛躍，成為和敵人奮戰(zhàn)的精神武器。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等烈士英勇就義，王孝錫在蘭州東教場參加追悼大會后，在《追悼北京死難烈士》中寫道：“諸君的鮮血，深注在我們的腦中。應當怎樣努力?前進!奮斗!殺賊!才能完成你們未競之功……”表現了義憤填膺、慷慨悲壯、前赴后繼的堅定意志。面對旬邑起義失敗、戰(zhàn)友被害、敵人四處抓捕等殘酷斗爭和血與火的考驗，王孝錫不但沒有退縮，更加堅定了革命到底的鋼鐵意志和堅強決心。他在一首題為《決心》的詩中這樣表白心跡：“任何力量，不能移我之心。任何力量，不堪動我之情。我的主義，驅使我不能一刻留停。我的責任，策勵我不能一刻安寢。一腔熱血，要澆遍地球西東”。這是他發(fā)自肺腑的革命誓言。

　　王孝錫被抓后，盡管身陷囹圄，但他對革命前途仍然充滿希望。面對敵人的審問，王孝錫怒不可遏，嚴厲痛斥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共產黨人，反對中國革命的罪惡行徑;面對酷刑拷打，他毫無懼色，極力宣傳共產黨的主張，對黨的機密一字不吐，始終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堅貞不屈、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。在獄中毅然寫下《鐵窗朝霞》一詩：“靜坐鐵窗月影斜，獻身革命不還家。朝陽翌日紅光艷，勝利預兆出彩霞”。

　　王孝錫的革命詩歌，是他，也是無數為革命前赴后繼共產黨人和敵人戰(zhàn)斗的精神武器，其意義和影響是極其深遠的。他的詩歌，有對親人和戰(zhàn)友的眷眷不舍之情，也有慷慨赴死不怕犧牲的浩然正氣，更有對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念和向往。王孝錫烈士戰(zhàn)斗的生活、艱苦的工作、杰出的貢獻、崇高的人格、堅貞的操守以及他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(yè)的堅定信念和對中國共產黨的無限忠誠，可歌可泣，永載史冊。